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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務爭議】這個案子的最終結論第一次見,與稅務總局的意見認同不一,但是絕對是驚喜

        楊澤春與海南省地方稅務局第四稽查局其他行政行為一審行政判決書

        海南省瓊海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決 書

        (2014)瓊海行初字第7號

        原告:楊澤春,男,1952年12月10日出生,漢族,現住海南省萬寧市。

        委托代理人:胡其芳,北京市中濟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海南省地方稅務局第四稽查局。地址:海南省瓊海市嘉積鎮銀海路瓊海市地稅局大樓四樓。

        法定代表人:陳綿強,該局局長。

        委托代理人:潘德瑞,海南嘉天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陳建興,海南嘉天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第三人:諸樹林,男,1952年10月15日出生,現住北京市石景山區。

        委托代理人:王東,男,1957年6月18日出生,戶籍所在地:北京市東城區,現住海南省萬寧市。

        原告楊澤春訴被告海南省地方稅務局第四稽查局(下簡稱“海南地稅第四稽查局”)、第三人褚樹林稅務管理糾紛一案,于2014年8月11日向本院起訴,本院同日受理后,于2014年8月13日向被告送達了起訴書副本及應訴通知書,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4年9月22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楊澤春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其芳,被告海南地稅第四稽查局的委托代理人潘德瑞、陳建興,第三人褚樹林的委托代理人王東等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經報請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批準延長審限三個月,現已審理終結。

        被告海南地稅第四稽查局于2014年5月29日對原告楊澤春作出瓊地稅四稽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具體內容為:一、違法事實。原告楊澤春與卓育英(另案原告)于2008年8月3日與第三人褚樹林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將楊澤春與卓育英所持有的海南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全部股權(其中楊澤春出資金額56萬元,占公司股份80%;卓育英出資金額14萬元,占公司股份20%)轉讓給第三人褚樹林,股權轉讓總價款人民幣558萬元,其中楊澤春股權轉讓收入446.4萬元、卓育英股權轉讓收入111.6萬元,并于2008年9月12日辦理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變更登記手續。同年9月16日在萬寧市地稅局辦理了稅務登記變更手續。第三人褚樹林分三次支付給楊澤春和卓育英股權轉讓款人民幣538萬元(其中2008年8月3日股權轉讓協議簽訂時支付5萬元,同年9月12日辦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變更手續后支付300萬元,第三次從工行萬寧支行轉賬233萬元)。按合同約定,股權受讓人褚樹林在楊澤春與卓育英取得的款項中扣下稅款20萬元作為本次股權轉讓的部分稅款,按楊澤春占80%計算,已扣楊澤春個人所得稅16萬元,褚樹林未按規定履行代扣代繳義務,尚有稅款62.08萬元未扣繳。二、處理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簡稱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九項、第三條第五項、第六條第五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二條的規定,對楊澤春作出處理決定:你取得股權轉讓收入446.4萬元,扣除出資額56萬元后,依20%的稅率應繳個人所得稅78.08萬元,扣繳義務人褚樹林已代扣個人所得稅16萬元,你應補繳個人所得稅62.08萬元。限你自收到本決定之日起15日內到萬寧市地方稅局將上述稅款繳納入庫。逾期未繳清的,將依照《稅收征管法》第四十條規定強制執行。被告的決定書還給予原告60日的申請行政復議權。

        被告海南地稅第四稽查局于2014年8月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依據:1、稅務稽查立案審批表(2012)9號;2、稅務稽查任務通知書(2012)9號;

        3、稅務檢查通知書(2012)9號及送達回證。以上三組證據證明被告依據2009年國家稅務總局印發的《稅務稽查工作規程》的規定,對第三人褚樹林與原告楊澤春進行股權轉讓涉稅事宜立案進行稽查,并于2012年9月10日向第三人送達;4、委托書及身份證,證明第三人委托王東代其辦理涉稅檢查相關事宜;5、對王東的詢問(調查)筆錄;6、對原告的詢問(調查)筆錄。以上兩份證據證明第三人與原告、卓育英就股權轉讓事宜,分三次向原告及卓育英共計支付了538萬元,其中第一次支付5萬元定金,第二次支付300萬元,第三次支付233萬元;7、稽查工作底稿,證明第三人從未就涉案的股權轉讓個人所得稅進行扣繳申報并解繳稅款;8、股權轉讓協議,證明2008年8月3日,第三人與原告、卓育英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第三人以人民幣558萬元受讓楊澤春、卓育英持有的海南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全部股權(其中楊澤春持有股份56萬元,占公司股份80%;卓育英持有股份14萬元,占公司股份20%);股權轉讓所產生的稅款,楊澤春、卓育英應繳納20萬元,第三人支付80萬元,共計人民幣100萬元;楊澤春、卓育英委托第三人辦理前述100萬元的納稅手續,超出或剩余部分由第三人自行解決,與楊澤春、卓育英無關”;9、核準變更登記通知書,證明2008年9月12日,上述股權轉讓變更登記手續辦理完成。10、“交易通”收支賬戶資金托管協議;11、補充協議。以上兩份證據證明股權轉讓協議簽訂后,第三人僅將233萬元轉讓款存入共管賬戶,且第三人與原告及卓育英確認的該筆233萬元為股權轉讓最后一筆款;12、稅務稽查立案審批表(2014)07號;13、稅務稽查任務通知書(2014)7號;14、稅務檢查通知書(2014)7號及送達回證。以上三份證據證明被告依據調查的情況,于2014年4月1日對原告立案,并于同年4月3日作出《稅務檢查通知書》向原告送達;15、原告于2014年4月16日出具的《證明》,證明被告依法對原告涉稅事宜進行檢查;16、王東的《關于褚樹林與楊澤春、卓育英股權轉讓涉稅情況說明》,證明第三人確認其就股權轉讓向楊澤春、卓育英共計支付538萬元;17、原告的《反饋意見書》,證明第三人共計向原告、卓育英支付了轉讓款538萬元,第三人代扣了原告、卓育英應繳納的稅款20萬元;18、被告作出的[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證明依據調查的情況及有關材料,被告于2014年5月29日依法作出稅務處理決定;19、交通行政許可決定書及附件,證明原告及卓育英和第三人褚樹林在股權轉讓后因施工影響交通,海南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與萬寧市公路局簽訂補償6萬元協議,此款與稅款無關。

        原告楊澤春訴稱:原告及卓育英(原告妻子)和第三人褚樹林經協商一致,將原告及卓育英所持有的海南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全部股權轉讓給第三人褚樹林。2008年8月3日,原告及卓育英和第三人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協議約定:原告和卓育英以558萬元的價值,將上述股權轉讓給第三人褚樹林,股權轉讓所產生約100萬元的稅款,其中由原告和卓育英共同支付20萬元,該款從支付的股權價款中扣除,剩余80萬元稅款由第三人支付,超出或剩余部分由褚樹林負責,如果超時限辦理造成罰款,責任由其負責。2008年9月11日,原告和卓育英與第三人完成了公司移交手續,同月12日,第三人自行辦理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變更手續;2008年9月16日,第三人自行辦理完稅務變更登記手續。但協議生效履行后,第三人雖然代扣了原告和卓育英的稅款,卻沒有代繳該稅款。2008年9月16日第三人去被告處辦理稅務變更登記時,已將股權轉讓交易的事實進行申報,被告也沒有要求其繳納該稅款。2011年9月13日,萬寧市地稅第二分局向原告和卓育英發出《限期繳納稅款書》時,原告才知道第三人扣而不繳的事實。在原告說明情況并向稅務機關出示了三方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后,該局撤銷了上述通知書,并于2011年10月27日向第三人發出了《核定繳納稅款通知書》。由于第三人拒不繳納該稅款,被告遂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瓊地稅四稽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承認按股權比例第三人已代扣原告16萬元稅款,要求原告再補繳62.08萬元稅款。原告認為:一、被告所作出的處理決定出爾反爾。該具體行政行為無視原告稅款已由扣繳義務人(即第三人褚樹林)代扣已收的事實,屬違法重復征稅行為;并超過了三年法定的追征期限。被告的決定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而后原告向省地稅局申請行政復議。但復議中,復議機關則根據股權轉讓協議,認可第三人已扣原告和卓育英個人所得稅20萬元,其余77.6萬元稅款原告和卓育英無法提供證據證明第三人已扣,雖有約定由第三人支付,但此約定屬民事行為,不能認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使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的“扣繳義務人書面承諾代納稅人支付稅款的,應當認定扣繳義務人已扣、已收稅款”的規定,應認定第三人已扣原告和卓育英個人所得稅20萬元和77.6萬元稅款由第三人代扣的事實。被告只認定20萬元稅款由第三人扣繳,而不認定剩余77.6萬元由第三人扣繳是錯誤的。二、被告曲解法律規定。最高法的上述司法解釋顯然是有關對扣繳義務人書面承諾代納稅人支付稅款的行為如何認定的規定,屬于對法律事實如何認定的法律規范,而認定事實是任何法律關系中都要有的一個環節,其標準應是一致的,該解釋條款既適用于刑事法律關系,也適用于民事法律關系。被告對司法解釋做出解讀純屬對法律的曲解。被告又認為,根據海南省地方稅務局《關于諸樹林和楊澤春、楊澤春股權轉讓涉稅案件有關問題的批復》文件,原告和卓育英的行為與第三人涉稅是同一行為,應屬該案的延續,向原告征稅未超過追征期限,該答復是沒有根據的。三、被告的處理決定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其上級機關所發的文件乃行政機關內部的批復,并非法律,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二)被告及其上級認定事實不客觀。在稅法調整的范圍內,原告與第三人屬于不同的主體,分別為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第三人的行為屬于扣繳義務人扣而不繳稅款情形,原告的行為則屬于納稅人依法納稅,其個人所得稅已由扣繳義務人代扣代收,兩種行為的性質、法律后果不同;扣繳義務人扣而不繳稅款,屬于逃稅行為,依法沒有追征期限的限制;而原告作為納稅人,已盡到自己的納稅義務,稅款未能入庫是由于稅務機關失職不作為和扣繳義務人逃稅所造成,責任不應由原告來承擔。被告應依法征稅不能不作為,亂作為。在未繳納稅款,并超過三年追征期的情況下,還向原告征收稅款,屬于違法重復征稅行為;屬于沒有法律授權的超期限追征稅款行為。由此可見,被告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其[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違法,依法應當予以撤銷。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懇請依法判決:一、撤銷被告2014年5月29日作出的[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二、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原告楊澤春為證明其主張的事實,向法庭提交如下證據:1、《股權轉讓協議》,證明原告和卓育英將公司全部股權轉讓給第三人及三方關于股權交易的稅費由第三人代扣代繳的事實及從股權交易發生到被告作出處理決定,時間已過去近6年之久;2、“交易通”收支賬戶資金托管協議,證明扣繳義務人按三方約定已從原告和卓育英處扣收20萬元稅款,同時也從第三人處扣收了77.6萬元;3、資產文件移交清單;4、任免書。以上兩份證據證明自2008年9月11日起,原告已將公司一切財產移交給第三人;5、變更登記申請事項及委托書,證明第三人自行辦理工商變更登記和稅務變更登記時,提交了《變更登記申請事項表》,稅務機關據此應該知曉涉稅股權轉讓交易的事實;6、《限期繳納稅款通知書》上的文字注明,證明稅務機關2011年9月13日向原告發出的繳納稅款通知書已收回作廢;7、《核定繳納稅款通知書》,證明稅務機關2011年10月27日將發給原告的通知書收回作廢后,重新核定稅款并向第三人褚樹林發出繳納稅款通知,該證據認可了股權轉讓協議有關稅費的約定,并向第三人追繳已扣已收稅款;8、萬寧市地稅局《關于楊澤春信訪案件答復意見書》,證明被告在認真調查的基礎上,依法作出答復意見具有確定力。被告2012年12月28日已向第三人送達瓊地稅四稽處[2012]19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依法向第三人追繳已扣收原告的78.08萬元稅款,認可原告稅款由第三人已扣已收的事實,并承認萬寧市地稅局的《限期繳納稅款通知書》收回作廢。被告2013年2月20日還向第三人送達瓊地稅四稽罰[2013]9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對第三人扣而不繳稅款處以罰款,說明被告到2013年初已認可上述事實;9、萬寧地稅發[2013]125號文件,證明稅務機關承認其工作人員在給第三人辦理稅務變更登記時有失職、違法違規行為,導致沒有及時征收該稅款;10、[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證明被告所作處理決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違法向原告追征稅款;11、行政復議申請書,證明原告依法申請復議以及原告的理由和依據;12、瓊地稅復決字[2014]11號《行政復議決定書》,證明復議機關的決定與被告理由如出一轍,不客觀、不公正;13、稽查工作底稿(個人所得稅),證明被告對第三人已核定個人所得稅后又對原告重復核定;14、證明書,證明原告楊澤春與另案原告卓育英系夫妻關系。此外,庭后原告向法庭提交了《稽查工作底稿(個人所得稅)表》1張,內容為核定原告個人所得稅額62.08萬元;萬寧市對外貿易總公司出具證明書1張,證明原告楊澤春與卓育英系夫妻關系。

        被告海南地稅第四稽查局辯稱:一、被告認定原告楊澤春應就涉案股權轉讓所得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合計78.08萬元,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鑿,適用法律正確。自2012年9月4日被告決定對第三人與原告股權轉讓涉稅稽查立案后,被告依法于2012年11月27日對第三人代理人王東進行了詢問并制作了調查詢問筆錄,同年12月15日對原告進行了詢問并制作了調查詢問筆錄,同時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王東提交了如下材料:1、原告、卓育英與第三人于2008年8月3日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2、原告與第三人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萬寧支行2008年9月簽訂的《“交易通”收支賬戶資金托管協議》;3、海南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2008年9月12日《核準變更登記通知書》等。原告提交了如下材料:原告、卓育英與第三人于2008年12月15日簽訂的《補充協議》等。根據2008年8月3日,第三人與原告及卓育英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第三人以人民幣558萬元受讓原告及卓育英持有的海南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全部股權(其中原告持有56萬元股份,占公司股份80%;卓育英持有14萬元股份,占公司股份20%)”;2008年9月12日,前述股權轉讓變更登記手續辦理完成;同時,第三人共計分三次向原告及卓育英支付了538萬元,其中第一次支付定金5萬元,第二次支付300萬元,第三次支付233萬元;另第三人代扣了原告及卓育英應繳納的稅款20萬元。顯見,第三人支付原告及卓育英558萬元,即原告取得所得股權價值446.4萬元,卓育英取得111.6萬元。根據《個人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及《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二條的規定,且鑒于原告未能提供材料予以證明就上述股權轉讓發生了合理費用,故原告應當依法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為(4464000元-560000元)×20%=780800元。被告認定原告楊澤春應當就涉案股權轉讓所得繳納其個人所得稅合計780800元,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鑿,適用法律正確。二、被告認定第三人應扣未扣、應收而不收的原告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款為620800元,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鑿。第三人與原告、卓育英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第三人以人民幣558萬元受讓原告和卓育英持有的海南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全部股權;轉讓中所產生的原告和卓育英應向國家繳納的稅費,其中原告及卓育英共支付20萬元,第三人支付80萬元,共計人民幣100萬元;原告及卓育英委托第三人辦理前述100萬元的納稅手續,超出或剩余部分由第三人自行解決,與原告及卓育英無關。2008年9月12日,股權轉讓變更登記手續辦理后,就受讓上述股權,第三人應當支付原告及卓育英558萬元,但實際僅支付了538萬元?!豆蓹噢D讓協議》第二條2.2款、2.3款顯示,第三人與原告和卓育英約定了在辦理工商變更登記之日,第三人向原告及卓育英支付300萬元,同時到銀行辦理共管賬戶,由第三人將余款233萬元存入共管賬戶后,在原告和卓育英協助第三人辦理完成開工手續當天,第三人扣除稅費及定金25萬元后,將轉讓余款233萬元支付給原告及卓育英。根據原告與第三人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萬寧支行2008年9月簽訂的《“交易通”協議》和2008年12月15日簽訂的《補充協議》顯示,股權轉讓協議簽訂后,第三人僅將233萬元轉讓款存入共管賬戶,且第三人也與原告及卓育英確認的該筆233萬元為股權轉讓余款。因此,可知該筆233萬元為第三人就原約定的258萬元扣除約定的20萬元稅款及5萬元定金后所得,即第三人已代扣原告及卓育英應繳納的20萬元的稅款,亦即第三人僅代扣原告應繳納的稅費20萬元×80%=16萬元。另根據《個人所得稅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暫行條例》的規定,個人進行股權轉讓應繳納的稅種主要為個人所得稅和印花稅,且股權轉讓的印花稅按產權轉移書據所載金額的萬分之五計取,即上述股權轉讓應繳納的印花稅僅為2790元。上述股權轉讓合同所約定的原告及卓育英應繳納的稅款主要為個人所得稅,亦即第三人僅代扣原告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16萬元。因此,原告尚拖欠個人所得稅款78.08萬元-16萬元=62.08萬元,即第三人應扣未扣、應收而不收的原告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款為62.08萬元。三、被告作出[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要求原告繳納第三人應扣未扣、應收而不收的個人所得稅款62.08萬元,適用法律正確?!抖愂照鞴芊ā返谖迨l規定:“因稅務機關的責任,致使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稅務機關在三年內可以要求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補繳稅款,但是不得加收滯納金。因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計算錯誤等失誤,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稅務機關在三年內可以追征稅款、滯納金;有特殊情況的,追征期可以延長到五年。對偷稅、抗稅、騙稅的,稅務機關追征其未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或者所騙取的稅款,不受前款規定期限的限制?!薄秶叶悇湛偩株P于未申報稅款追繳期限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9]326號)的規定:“稅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納稅人不進行納稅申報造成不繳或少繳應納稅款的情形不屬于偷稅、抗稅、騙稅,其追征期按照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精神,一般為三年,特殊情況可以延長至五年?!薄抖愂照鞴芊▽嵤┘殑t》第八十二條:“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所稱特殊情況,是指納稅人或者扣繳義務人因計算錯誤等失誤,未繳或者少繳、未扣或者少扣、未收或者少收稅款,累計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备鶕鲜鲆幎?,可知未申報稅款適用一般情況三年,特殊情況五年的追征期。本案中,原告作為納稅義務人,依法應當辦理納稅申報,但原告未進行納稅申報,且因金額在10萬元以上,適用5年的追征期。同時,盡管刑事追訴期與行政追究期,以及不同行政法律責任的追究期,應當由各自相關法律作出規定,但無論是違法還是犯罪,法律對于違法行為追究期限的計算方法以及所體現的法律精神是一致的,都是指從違法行為發生或者終了之日起計算,并規定經過了多長時間或者說在多長時間內未被發現不再追究法律責任。因此,鑒于自股權轉讓之日至2012年9月4日被告對第三人涉稅案件立案進行稽查,并查明原告未進行納稅申報并繳納個人所得稅款,期間未超過5年,根據《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九條“扣繳義務人應扣未扣、應收而不收稅款的,由稅務機關向納稅人追繳稅款,對扣繳義務人處應扣未扣、應收未收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的規定,被告有權責令原告限期繳納第三人應扣未扣、應收而不收的個人所得稅款62.08萬元。四、被告作出[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程序合法。經選案,被告依據2009年國家稅務總局印發的《稅務稽查工作規程》第十九條“…待查對象確定后,選案部門填制《稅務稽查立案審批表》,附有關資料,經稽查局局長批準后立案檢查”、第二十條“經批準立案檢查的,由選案部門制作《稅務稽查任務通知書》,連同有關資料一并移交檢查部門”、第二十二條“…檢查應當由兩名以上檢查人員共同實施,并向被查對象出示稅務檢查證和《稅務檢查通知書》”的規定,對原告及卓育英與第三人股權轉讓涉稅事宜立案稽查,并于2012年9月10日作出《稅務檢查通知書》向第三人送達,而后分別對被檢查對象第三人及原告進行了詢問,作了詢問(調查)筆錄,收集第三人與原告及卓育英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補充協議》、《“交易通”收支賬戶資金托管協議》等材料。依據調查的情況,被告于2014年4月1日對原告及卓育英立案稽查,并于2014年4月3日作出《稅務檢查通知書》向原告送達,此后根據原告2014年5月19日向被告遞交的《反饋意見書》及有關材料,被告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了[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五、原告以第三人于2008年9月16日辦理了稅務變更登記主張已將股權轉讓交易的事實進行申報,毫無事實和法律依據。變更稅務登記是指納稅人辦理設立稅務登記后,因稅務登記內容發生變化,向稅務機關申請將稅務登記內容重新調整為與實際情況一致的一種稅務登記管理制度。納稅申報是指納稅人按照稅法規定的期限和內容以書面形式向主管稅務機關提交有關納稅事項及應繳稅款的法律行為,是納稅人履行納稅義務、承擔法律責任的主要依據,是稅務機關稅收管理信息的主要來源和稅務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因此,辦理第三人辦理變更稅務登記不等于原告進行了納稅申報,原告以第三人已于2008年9月16日辦理了稅務變更登記,主張已將股權轉讓交易的事實進行申報,毫無事實和法律依據。六、原告依據《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主張其納稅行為已過追征期限,毫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根據《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因稅務機關的責任,致使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稅務機關在3年內可以要求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補繳稅款,但是不得加收滯納金。這里,稅務機關的責任決定了稅務機關稅款的追征期。對此,《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八十條規定:“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所稱稅務機關責任,是指稅務機關適用稅收法律、行政法規不當或者執法行為違法”??梢?,稅務機關的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適用法律、行政法規不當;二是稅務機關的執法行為違法。就本案而言,稅務機關并不存在以上的行為。另根據《稅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條“納稅人必須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稅務機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的申報期限、申報內容如實辦理納稅申報,報送納稅申報表、財務會計報表以及稅務機關根據實際需要要求納稅人報送的其他納稅資料”的規定,納稅人有義務進行納稅申報。但在本案中,原告未進行申報納稅?!秶叶悇湛偩株P于未申報稅款追繳期限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9]326號)的規定:“稅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納稅人不進行納稅申報造成不繳或少繳應納稅款的情形不屬于偷稅、抗稅、騙稅,其追征期按照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精神,一般為三年,特殊情況可以延長至五年”的規定,適用三年或五年的追征期。因此,結合上述事實和法律,被告依法向原告追繳涉案稅款,并未超過追征期限。七、原告依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的規定主張第三人已扣、已收其應繳納的全部個人所得稅款,適用法律嚴重錯誤。該《解釋》內容:“為依法懲處偷稅、抗稅犯罪活動,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現就關于審理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可知該解釋是依據刑法為審理刑事案件而專門作的解釋,其適用的法律關系僅為刑事法律關系。而原告及楊澤春與第三人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的相關內容,適用民事法律相關規定,屬于民事法律關系范疇。本案原告及卓育英與第三人納稅的相關事項,適用的是稅收征管的相關規定,屬于稅收行政法律關系范疇。因此,原告適用該解釋相關規定訴稱不當。另繳納稅款是納稅人的法定義務,納稅人與其他人之間的民事約定并不能改變或轉移其法定的納稅義務。反之,如允許納稅人在民事法律關系中以約定的形式轉移其法定義務,明顯違背國家稅收立法和強制保障國家稅收收入的目的及精神。退一步,根據合同相對性原則,合同僅于當事人之間發生效力,對合同外第三人不發生效力。因此,原告以其已與第三人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稅款由第三人承擔為由,但第三人實際并未扣收約定的全部稅款,其主張第三人已扣、已收其應繳納的全部個人所得稅款,毫無事實和適用法律嚴重錯誤。綜上,被告作出[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鑿,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原告訴請要求撤銷該稅務處理決定書,沒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懇請貴院依法駁回原告的全部訴請。

        第三人褚樹林辯稱:1、原告、被告、第三人,這三方中原告是納稅義務人,第三人是扣繳義務人,被告為征稅機關。三者都是法律規定范圍之內承擔責任和承擔義務主體。2、原告及卓育英與第三人之間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糾紛,該合同的簽訂執行地是在萬寧市,此合同的內容糾紛應由原告及卓育英和第三人之間向有管轄權的法院起訴解決。3、按照有關的法律解釋,褚樹林、楊澤春與卓育英自然人之間的協議合同,不應該改變法律界定的納稅主體,三者之間的責任問題與合同糾紛應通過正常的法律渠道界定,稅務機關應該依法追究責任。

        第三人褚樹林沒有證據向法庭提交。

        另,本院根據原告楊澤春2014年9月1日調取證據的申請,對萬寧市地稅局調取《變更稅務登記表》及《變更登記申請事項》等證據材料。本院調取的上述證據,證明第三人褚樹林的委托代理人梁景水于2008年9月11日到萬寧市工商局填報《變更登記申請事項》表,2008年9月16日第三人褚樹林的委托代理人王東到萬寧市地稅局申請了稅務登記,填報《變更稅務登記表》,內容為法人由楊澤春變更為褚樹林,并向稅務機關提供了法人身份證、營業執照、法人任免書、股東章程等材料。

        原告對被告所舉證據的質證意見:證據1、2、3即稅務稽查立案審批表、稅務稽查任務通知書、稅務檢查通知書及送達回證的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但認為三份證據與本案沒有關聯性(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以下簡稱“三性”)。證據4即委托書及身份證,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但認為與本案沒有關聯性。證據5即對王東的詢問(調查)筆錄有異議,認為王東關于褚樹林支付的第二筆款是330萬元和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在2008年9月12日前沒有財務賬目及銀行賬戶的陳述內容不符事實。證據6即被告對原告的詢問(調查)筆錄“三性”無異議。證據7即稽查工作底稿的真實性和合法性有異議,因被告在“已扣繳稅款”項目欄里注明“0”元與第三人對稅款扣而不繳的事實不符,不能以此證明“第三人從未就涉案的股權轉讓個人所得稅進行扣繳申報并解繳稅款”。證據8即股權轉讓協議“三性”無異議。證據9即核準變更登記通知書“三性”無異議。證據10、11即“交易通”收支賬戶資金托管協議、補充協議的“三性”無異議。證據12、13、14即稅務稽查立案審批表、稅務稽查任務通知書、稅務檢查通知書及送達回證合法性有異議,被告在尚未撤銷萬寧市地稅局2011年10月10日作出的處理決定的情況下,直接對原告立案調查,違反法定程序。證據15即楊澤春的證明書不能證明被告主張的事實。證據16即股權轉讓協議的“三性”無異議,但對被告的說明有異議,因原告已于2011年9月13日向萬寧市地稅局出示并提交了股權轉讓協議,該協議已為萬寧市地稅局認可并據此對原告作過行政處理,被告的說明掩蓋了事實并為自己再次違法處理原告尋找借口。證據17即王東的《關于褚樹林與楊澤春、卓育英股權轉讓涉稅情況說明》。首先是內容不真實,三方簽訂資金共管協議的目的分別是為了保證股權順利過戶和股權對價順利到賬,233萬元資金就是股權對價款,而不是為了防范什么稅費及其它未知責任問題;至于其他問題即便存在也是公司過戶后產生或第三人的行為所致,根據協議和法律規定屬于第三人責任范圍的問題;第三人聲稱不知道相關稅收規定才造成未及時扣繳原告的稅款,這明顯與事實不符,在股權轉讓協議中明確約定原告委托第三人向國家繳納的稅費金額和期限,第三人簽署了該協議并且已經履行,而且還代扣了原告的稅款,就不可能不知道相關稅收規定,該說明是第三人試圖逃避扣而不繳法律責任尋找借口。其次是沒有關聯性。根本沒人說過要改變納稅主體的問題,第三人在這份說明中要改變納稅主體,第三人屬于扣繳義務人,也是納稅的主體之一,既然已經代扣了納稅人的稅款,就應由其代繳稅款,這是第三人的法定義務。證據18即原告的《反饋意見書》不能證明被告主張的事實,《意見書》表明第三人僅支付538萬元股權款,根據協議扣下原告20萬元個人所得稅,說明第三人根據協議同時也從自己扣收了其余的約80萬元稅款。證據19即被告2014年5月29日作出的[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原告認為不合法,認定事實錯誤,重復征稅,超過追征期限征稅,違反法定程序和信賴保護原則。

        第三人褚樹林對被告證據質證意見:對被告所舉的全部證據其“三性”均無異議。

        被告對原告所舉的證據質證意見:證據1即股權轉讓協議的“三性”均予認可,但不能證明原告主張的事實,該轉讓協議約定了雙方關于股權轉讓稅款100萬元如何承擔的問題,并沒有約定第三人代扣代繳的義務。證據2即《“交易通”協議》的“三性”均予認可。但通過該證據,只是證明第三人向原告楊澤春、卓育英支付了538萬元,并私扣下了20萬元的稅款,并非原告所稱的已經扣了97.6萬元。證據3、4即資產移交清單和任免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認可,但對其關聯性不予認可。本案糾紛涉及到的是股權轉讓的過程中稅費承擔和繳納的義務,原告楊澤春什么時候與第三人辦理交接手續跟本案是沒有關聯的。證據5即變更登記申請事項、公司申請變更登記委托書“三性”均予以認可。證據6、7即限期繳納稅款通知書和核定繳納稅款通知書的“三性”均予以認可,但對證明內容不予認可。該份證據是關于萬寧市地方稅務局根據它的核查事實向原告或者第三人所發出來的通知,并沒有說稅務機關把哪一份通知書撤銷了或者認證了什么事實。證據8即關于楊澤春信訪案件答復意見書,該證據的真實性予以認可,但對證明內容不予以認可,該證據是萬寧市地方稅務局就楊澤春信訪的有關情況,將被告對楊澤春和第三人涉稅案件的情況做一個陳述,告知進行到了什么情況,并非一個決定的行為。所以我們對它的關聯性不予以認可。證據9即萬寧地稅局萬寧地稅發[2013]125號文件,真實性予以認可,但對其關聯性以及證明內容不予以認可。該[2013]125號文件即使證明了稅務機關依據有關的規定對內部的工作人員作出處理,并沒有涉及到本案中稅務機關的責任的問題。證據10即被告作出的[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對證據的“三性”予以認可。證據11即原告的行政復議申請書和證據12即海南省地方稅務局瓊地稅復決字[2014]11號行政復議書,對兩份證據的“三性”均予以認可。證據13即稽查工作底稿(個人所得稅),對該證據“三性”無異議。證據14即證明書,該證明不是民政部門出具的,其真實性無法確認。

        第三人褚樹林對原告楊澤春的證據質證意見:對原告提供的證據“三性”沒有異議。但對證明的內容有異議。一、股權轉讓協議不能證明原告和卓育英個人所得稅全部由第三人代扣代繳,在雙方的轉讓協議里并沒有明確表明由第三人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二、資產移交清單和認證書,證明的是公司與原告再無關聯,在法律上用詞不當,因為協議中約定在公司轉讓之前的債權債務是由原告方承擔,轉讓以后的債權債務是由第三人承擔。

        經當事人對各方證據的質證,本院作如下認證:

        原告對被告的證據6、8、9、10、11、15、16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無異議;被告對原告的證據1、2、5、10、11、12、13均無異議;第三人對被告全部證據均無異議,本院對上述證據均予以確認,可作為本案定案的依據。對其他證據的認證如下:一、被告所舉的證據。證據1、2、3即(2012)9號稅務稽查立案審批表、(2012)9號稅務稽查任務通知書、(2012)9號稅務檢查通知書及送達回證三份證據,原告認為與本案沒有關聯性。本院認為上述證據是被告發現原告及第三人股權轉讓中存在未繳納稅款行為后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的程序,其“三性”應予確認。證據4即委托書及身份證,原告對其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但認為與本案沒有關聯性。本院認為第三人委托王東辦理納稅事項,該稅款涉及本案股權轉讓稅款,故對該二份證據的關聯性應予確認。證據5即對王東的詢問(調查)筆錄,原告對其真實性有異議,認為王東關于褚樹林付的第二筆款是330萬元和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在2008年9月12日前沒有財務賬目和銀行賬戶的陳述不符合事實。本院認為被告對王東所作的詢問(調查)筆錄,程序合法,其內容是王東的真實意思表述,原告沒有提供相反證據證明,故其“三性”應予認可。證據7即稽查工作底稿,原告對其真實性、合法性有異議,認為被告明知褚樹林對原告的稅款扣而不繳,而在“已扣繳稅款”項目欄里卻注明“0”元,與第三人已扣繳稅款的事實不符。本院認為稽查工作底稿(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表,反映的是經核定第三人應扣稅款為97.6萬元,但此款第三人一直未繳,第三人的代理人王東也予以確認,故該證據的“三性”應予確認。證據12、13、14即(2014)7號稅務稽查立案審批表、(2014)7號稅務稽查任務通知書、(2014)7號稅務檢查通知書及送達回證,原告對其合法性有異議,理由是被告在尚未撤銷萬寧市地稅局2011年10月10日作出的處理決定的情況下,直接對原告立案調查,違反法定程序。本院認為上述證據是被告發現原告及第三人股權轉讓中,在第三人未代扣代繳國家稅款的情況下,被告依有關法律的規定,對原告作出追繳稅款具體行政行為過程中履行的相關程序,故對其“三性”予以確認。證據15即楊澤春的證明書,原告對被告的證明目的有異議。本院認為該證據是原告對被告執法人員身份合法性的確認,其“三性”應予以確認。證據16即王東的《關于褚樹林與楊澤春、卓育英春股權轉讓涉稅情況說明》,原告對其真實性、關聯性均有異議。本院認為該證據是第三人向被告反映涉稅事項的個人看法和意見,該證據的真實性和關聯性應予確認。證據17即原告的《反饋意見書》,原告對被告的證明內容有異議,認為第三人僅支付538萬元股權款,說明第三人根據協議已扣收了100萬元稅款。本院認為該證據是原告向被告反映涉稅事項的個人意見,不能作為第三人代扣代繳全部稅款的證據,故對其關聯性不予確認。證據19即被告2014年5月29日作出的瓊地稅四稽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原告認為不合法,認定事實錯誤,重復征稅,超過追征期限征稅,違反法定程序和信賴保護原則。本院認為該決定書是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也是原告起訴的依據,合法性就是本案爭議需要最終認定的問題,故在此不予表述,只對其真實性和關聯性予以確認。二、原告所舉的證據。證據1即股權轉讓協議,被告對其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予認可,但對原告主張的證明事項不認可。本院認為股權轉讓協議是原告與第三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其“三性”應予確認,但該轉讓協議僅約定了關于股權轉讓稅款如何承擔的問題,并沒有約定第三人代扣代繳的有關情況,故對原告的證明事項不予認可。證據3、4即資產移交清單和任免書,被告對其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認可,但對關聯性不予認可。本院認為本案是關于股權轉讓過程中納稅人的納稅義務和扣繳義務人的扣繳義務問題,原告什么時候與第三人辦理公司資產移交手續與本案無關,故對該證據的關聯性不予認定。證據6、7即《限期繳納稅款通知書》上的文字注明和《核定繳納稅款通知書》,被告對其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予以認可,但對證明內容不予認可,認為該份證據是萬寧市地方稅務局根據核查事實分別向原告和第三人發送的通知,并沒有認定第三人已經代扣代繳原告的稅款。本院認為,萬寧市地方稅務局雖然宣布向原告發出的《限期繳納稅款通知書》作廢,并向第三人發出《核定繳納稅款通知書》,但該行政行為并不影響被告依法對原告納稅義務和第三人代扣代繳義務的稽查處理,故該證據不能證明原告主張之事實。證據8即關于楊澤春信訪案件答復意見書,被告認可其真實性,但對關聯性和證明內容有異議,認為該證據是萬寧市地方稅務局就原告信訪的有關情況,將被告對楊澤春和第三人涉稅案件的情況做一個陳述,告知進行到了什么情況,并非一個決定的行為。本院認為,該證據是萬寧市稅務局對原告信訪件的答復,不能作為原告的全部稅款已由第三人扣繳的證據,其關聯性不予認定。證據9即萬寧地稅局萬寧地稅發[2013]125號,被告對該證據真實性沒有異議,但對其關聯性以及證明內容不予以認可。本院認為該125號文件是萬寧市地稅局對內部工作人員違紀所做的行政處分決定,原告的納稅義務不能因為相關工作人員存在違紀行為而免除,故該證據不能證明原告主張的相關事實。證據14即萬寧市對外貿易總公司出具的證明,被告認為該證明不是民政部門出具的,其真實性無法確認。本院認為婚姻關系證明應由辦理婚姻登記機關的民政部門出具,該證明書沒有其他證據佐證,不能單獨證明原告與卓育英存在夫妻關系。

        另,本院根據原告楊澤春調取證據的申請,對萬寧市地稅局調取《變更稅務登記表》及《變更登記申請事項》等證據材料。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經審理查明:2008年8月3日,原告楊澤春和卓育英(另案原告)與第三人褚樹林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協議約定:原告和卓育英將其擁有的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的股權(其中原告楊澤春股權56萬元,占公司股份80%;卓育英股權14萬元,占公司股份20%)轉讓給第三人,股權轉讓總價款558萬元;股權轉讓所產生的應納稅費,由原告和卓育英共同支付20萬元,第三人支付80萬元,共計100萬元;原告和卓育英委托第三人將100萬元辦理繳納稅費手續,超出或剩余部分由第三人自行解決,與原告及卓育英無關。三方還就有關付款方式、股權轉讓完成日期、工商變更手續、設立共管帳戶等事項作了協議。2008年9月11日,原告與第三人及工商銀行萬寧支行簽訂《“交易通”協議》,約定原告將233萬元劃轉到工行萬寧支行原告賬戶進行共管。同日,原告和卓育英將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資產文件移交給第三人,公司經股東會議免去原告法定代表人職務和卓育英監事職務,任命第三人為執行董事兼經理(法定代表人),聘用梁景水為公司監事。2008年12月15日,原告、卓育英和第三人再就股權轉讓簽訂了補充協議,明確轉讓款項的支付及賬戶共管事項。協議簽訂后,第三人先后三次向原告及卓育英付款538萬元,剩余20萬元由第三人作為代扣代繳原告稅款。2008年9月12日,萬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將原告及卓育英的股權70萬元(其中楊澤春股權56萬元,卓育英股權14萬元)核準變更登記到第三人名下,完成了各項工商注冊手續。2008年9月16日,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東向萬寧市地稅局填報《變更稅務登記表》,申請稅務變更有關事項,萬寧市地稅局在未征收上述股權轉讓稅款的情況下,為第三人辦理了股權轉讓的變更稅務登記事項。此后,原告、卓育英及第三人一直未向當地稅務機關繳納上述股權轉讓相關稅款。萬寧市地稅局發現該筆稅款遲遲未繳入庫,于2011年9月13日對原告發出《限期繳納稅款通知書》,限原告交納2008年8月3日股權轉讓個人所得稅780354元。同年10月10日萬寧市地稅局又收回向原告發出的《限期繳納稅款通知書》,說明作廢。同月27日,該局向第三人發出《核定繳納稅款通知書》,限期第三人到該局辦理繳納2008年8月3日股權轉讓個人所得稅97.6萬元和印花稅2440元。但是,原告沒有繳納上述稅款,第三人也沒有代扣代繳。2012年9月4日,被告對原告、卓育英與第三人股權轉讓未繳納稅款情況立案調查。2012年9月13日第三人委托王東前往被告處辦理與原告楊澤春稅收檢查事宜,但事后第三人仍未代繳已扣的20萬元稅款。2012年12月15日,被告向第三人送達稽查工作底稿(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清單,明確第三人應扣繳稅款共計人民幣97.6萬元,第三人受托人王東在該清單意見欄內簽名確認。同日,被告對原告進行稅務檢查,制作詢問(調查)筆錄,原告認可股權轉讓款總額558萬元、收到第三人轉讓價款538萬元及第三人代扣了20萬元稅款的事實,但認為按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稅款100萬元,其中20萬元由原告和卓育英支付,80萬元由第三人支付),原告和卓育英所應繳納的稅費已委托第三人繳納,應視為第三人已經將全部稅費代扣代繳。2012年12月28日,被告對第三人作出瓊地稅四稽處[2012]19號稅務處理決定書,內容:一、第三人尚有20萬元未按規定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義務;二、印花稅2440元未按規定足額貼印花稅票;三、確認第三人與原告楊澤春及卓育英股權轉讓應繳納個人所得稅款97.6萬元(其中楊澤春應繳納個人所得稅款78萬元,卓育英應繳納個人所得稅款19.6萬元),原告楊澤春及卓育英股權轉讓應繳納個人所得稅款97.6萬元義務,責成扣繳義務人(即第三人褚樹林)將應扣未扣的個人所得稅97.6萬元補扣,并向稅務機關繳納。四、第三人應補貼印花稅票350元;五、加收第三人滯納金1020.95元。2013年2月20日,被告對第三人再作出瓊地稅四稽罰[2013]9號稅務處罰決定書,內容:一、繼續向第三人追繳應補貼印花稅票350元;二、對第三人應扣未扣的個人所得稅97.6萬元處以罰款48.8萬元(按97.6萬元的50%處罰);三、對第三人應補繳的貼印花稅票350元處以罰款175元(按350元的50%處罰)。2013年8月7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說明暨請求書》,反映如下問題:一、不應將第三人列為應繳納稅款97.6萬元及滯納金1020.95元的征收稅款對象;二、未代扣納稅追繳稅款的時效已經超過5年及第三人與原告之間股權轉讓存在遺留問題;三、依《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條規定,應收而未收的稅款應由原告楊澤春及卓育英繳納。2014年5月8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關于褚樹林與楊澤春、卓育英股權轉讓涉稅情況說明》,反映如下問題:一、第三人與原告股權轉讓中未約定第三人代其繳納個人所得稅,但依照個人所得稅法有關規定,應由股權轉讓方即由原告及卓育英繳納,第三人并不清楚稅收規定,辦理過戶時未被告知;三、追繳第三人代扣代繳納稅義務已經超過追訴期限。2014年5月29日,被告對原告作出瓊地稅四稽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責令原告補繳個人所得稅62.08萬元。原告不服,向海南省地方稅務局申請行政復議,該局經審查復議后認為,被告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內容適當,作出了瓊地稅復決字[2014]11號行政復議決定,維持被告對原告作出的稅務處理決定。原告不服行政復議決定,于2014年8月12日以上述訴稱理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依法撤銷被告作出的瓊地稅四稽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書。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原告楊澤春在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給第三人褚樹林中應繳納的稅款是否尚有62.08萬元未繳和被告海南地稅第四稽查局向原告楊澤春追征該稅款是否已經超過追征期。一、關于原告是否尚有應繳稅款62.08萬元未繳的問題。楊澤春與卓育英所持有的海南萬寧市大古湖花木有限公司全部股權(其中楊澤春出資金額56萬元,占公司股份80%;卓育英出資金額14萬元,占公司股份20%)轉讓給第三人褚樹林,股權轉讓總價款人民幣558萬元,按照楊澤春所占股份80%與卓育英所占股份20%的比例計算,楊澤春股權轉讓收入446.4萬元、卓育英股權轉讓收入111.6萬元。根據《個人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及《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二條的規定,且鑒于原告未能提供材料予以證明就上述股權轉讓發生了合理費用,故原告應當依法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為(446.4萬元-56萬元)×20%=78.08萬元。第三人依股權轉讓協議扣下20萬元作為楊澤春與卓育英股權轉讓的部分稅款,按楊澤春占80%股權比例計算,已扣楊澤春個人所得稅款16萬元,但是第三人既沒有將已扣原告的16萬元稅款繳納,也沒有按照股權轉讓協議約定支付其承擔的稅費,因此,該起股權交易中原告所得稅尚有62.08萬元未扣繳。原告主張該款已經由第三人扣繳,其不再承擔納稅義務,主要依據是股權轉讓協議中約定稅款100萬元由原告和卓育英承擔20萬元稅款、第三人承擔80萬元,并且原告和卓育英委托第三人將全部稅款辦理納稅手續,從而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使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扣繳義務人書面承諾代納稅人支付稅款的,應當認定扣繳義務人已扣、已收稅款”。本院認為,該《解釋》條款是為司法機關在辦理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指導意見,不適用于稅務行政管理行為。原告主張第三人已為其代扣代繳稅款62.08萬元的事實,必須提供相關憑證證明,而僅憑《股權轉讓協議》中有關稅款分擔的約定,主張上述事實,理由不夠充分。根據《個人所得稅法》和《稅收征管法》的有關規定,原告為納稅人,第三人為扣繳義務人;納稅人未按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繳納稅款或者扣繳義務人未按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代扣代繳、代收代繳稅款,稅務機關有權核定納稅人應納稅額,并依法對其追征。二、關于被告決定原告補繳稅款是否超過追征期問題?!抖愂照魇展芾矸ā返谖迨l第二款規定“因納稅人扣繳義務人計算錯誤等失誤,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稅務機關在三年內可以追征稅款、滯納金;有特殊情況的,追征期可以延長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八十二條規定“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所稱特殊情況,是指納稅人或者扣繳義務人因計算錯誤等失誤,未繳或者少繳、未扣或者少扣、未收或者少收稅款,累計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根據以上規定,只有特殊情況追征期才可以延長五年,而適用五年追征期必須滿足二個條據:一、納稅人或者扣繳義務人因計算錯誤等失誤;二、未繳或者少繳、未扣或者少扣、未收或者少收稅款,累計數額在10萬元以上。本案屬于未繳或者少繳、未扣或者少扣、未收或者少收稅款,累計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情形,但不屬于因計算錯誤等失誤造成。故本案不屬于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追征期不能適用五年,應適用三年的一般追征期。從第三人2008年9月16日在稅務機關辦理變更稅務登記即應納稅款開始,到2012年9月4日被告對第三人立案稽查進行追征,已經超過三年,被告于2014年5月29日對原告作出瓊地稅四稽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責令原告補繳個人所得稅62.08萬元的具體行政行為,違反了《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屬于超越職權。原告主張被告超過追征期征稅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撤銷被告海南省地方稅務局第四稽查局2014年5月29日對原告楊澤春作出的瓊地稅四稽處[2014]5號稅務處理決定。

        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由被告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海南省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吳坤哲

        審 判 員  何聲瓊

        人民陪審員  王 飛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書 記 員  符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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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未申報稅款追繳期限問題的批復
        國稅函〔2009〕326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稅務局:
        你局《關于明確未申報稅款追繳期限的請示》(新地稅發〔2009〕156號)收悉。經研究,批復如下:
        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對偷稅、抗稅、騙稅的,稅務機關可以無限期追征其未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或者所騙取的稅款。稅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納稅人不進行納稅申報造成不繳或少繳應納稅款的情形不屬于偷稅、抗稅、騙稅,其追征期按照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精神,一般為三年,特殊情況可以延長至五年。
        二00九年六月十五日
        抄送: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

        4月前

        前面的描述,觀點陳述,可以忽略,看最后的結論即可

        4月前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未申報稅款追繳期限問題的批復
        國稅函〔2009〕326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稅務局:
        你局《關于明確未申報稅款追繳期限的請示》(新地稅發〔2009〕156號)收悉。經研究,批復如下:
        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對偷稅、抗稅、騙稅的,稅務機關可以無限期追征其未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或者所騙取的稅款。稅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納稅人不進行納稅申報造成不繳或少繳應納稅款的情形不屬于偷稅、抗稅、騙稅,其追征期按照稅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精神,一般為三年,特殊情況可以延長至五年。
        二00九年六月十五日
        抄送: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

        前面的描述,觀點陳述,可以忽略,看最后的結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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